校长职业化不能凭自觉
如果有明确的制度，校长将更好地处理个体与制度、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校长在制度框架下履行职责，可以给校长岗位注入个性，并保障学校文化的传承
总体而言，近年来的大学新任校长就职演说，相比过去少了套话、官话，多了不少“干货”，也因此成为社会舆论观察大学校长办学理念的窗口。过去3年中，多位大学新任校长因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表态不再申请新课题，不申报成果奖项而广受赞誉，因为其中传递出校长职业化的重要信息——新任校长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有着更加清晰的定位。这也是所有新任校长就职演说的一个基调，即做“职业化校长”。
校长的重要职责就是管好一所学校，营造良好的教学、科研氛围，为师生服务。这让笔者想起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以及美国密西根大学校长柯尔曼访问中国大学时提到的“我虽然是校长，但我的权力很小，我不能命令其他人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我只能鼓励教授们干什么，并且尽可能地调动资源，想方设法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为他们服务”。
但仅有表态还不够，如何让校长的就职演说落地更为关键，这就需要构建现代学校制度。事实上，类似当好“后勤部长”这样的话，早挂在一些大学领导的嘴边，但现实中由于缺乏现代治理结构，大学的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都集中在校领导手中。有的校领导很快忘记就职时说过的话，非但没有为师生服务的意识，还越权去干涉教育和学术决策，并由此滋生出教育和学术腐败。
美国大学校长说自己的权力很小，不是谦虚，而是事实。校长只有行政权，不掌握教育权和学术权，只是执行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决策，因而就是校长想用权力去命令教授干什么，也做不到。如果校长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教授，那么后果将十分严重，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将对校长提出不信任案。与美国大学校长权力受到制约不同，我国大学的校领导在校内却有较大的权力，主导教育和学术资源的配置，在教育和学术事务决策上有时也说一不二。
在这种情况下，校长的职业化更多地取决于校长本人的自觉，而不是一项制度安排。也正是这一原因，我国大学校长虽有职业化的意识，但在如何当好大学校长方面还没形成统一的共识。在有校长宣布不再带研究生的同时，也有校长宣布要继续给本科学生上课。而对校长的“不同选择”，有点赞者也有反对者。
如果有了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制度设计，这些其实都不是问题。首先，校长的重要职责就是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对其的考核、评价除了管理业绩之外，不再考虑教育和学术因素；其次，如果学校建有民主管理、决策机制，学术自治、教授治学、学生自治，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可以通过畅通的渠道到达校长那里，且校长还被监督，何须校长通过授课了解学生，表达“亲民”？
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对大学校长的任命、管理、考核，已经明确实行去行政化、职业化、专业化。因此，还应围绕这一目标，明确校长的权力、职责。如果有明确的制度，校长将更好地处理个体与制度、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校长在制度框架下履行职责，可以给校长岗位注入个性，保障学校精神、文化的传承，防止权力滥用、滋生腐败，也可以让自己关注于学校管理，因卓越的教育管理成就、服务师生的效率，从而成就为真正的教育家。（熊丙奇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