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先生在《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赵诚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的序言里说：“真理从来不是权力的奴婢。历史已经证明，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历史终于擦亮了他们的名字。”多年来，丁东先生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及民间思想的整理研究和口述史学，其人其著作在学界有广泛的影响。他用上述话语为赵诚的书作序，为黄万里正名，是相当有分量的，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一、“士”和英雄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出自《史记》。《史记•商君列传第八》：“赵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千人”和“一士”之比，可见从古至今，唯唯诺诺之人乃绝大多数，敢于诤谏之士只是极少数人。普通人和“士”的区别也正在于此。论勇气胆识，论不畏权贵，这样的“士”堪称英雄。
在一个社会中，“士”这一阶层非常重要，缺少了这一阶层，就没有了不同的声音。要么万马齐喑，要么齐呼万岁，对统治者来说都不是好事。但“士”这一层面人数也绝不会多，古今皆然。反观之，正因为稀缺，“士”才值得珍贵。
不知为何，忽然想到了曾经读过的冯骥才先生的一篇文章《谁能万里一身行？》（2008年11月10日《文汇报》）。文章介绍了摄影家郑云峰等人的故事。郑云峰“拿出全部家财买一条船，抱着一台相机在长江里飘流整整二十年，并爬遍长江两岸大大小小所有的山，拍摄下伟大的自然和人文生命每一个动人的细节？……他为了什么——为了在长江截留蓄水前留下这条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真正的容颜，为了给李白杜甫等历代诗人曾经讴歌过的这条大江留下一份完整的视觉‘备忘录’。多疯狂的想法，但郑云峰实实在在地完成了。他以几十万张照片挽留住长江从古以来的生命形象。”黄万里是用科学保护黄河、长江，郑云峰是用艺术留存一份“母亲河”的记忆。“德不孤，必有邻”。黄、郑二人的努力有血脉想通之处。冯骥才先生为郑云峰感慨道：“这原本不是个人的事，却叫他一个人默默心甘情愿地承担了。我们天天叫嚷着要张扬自我，那么谁来张扬我们的山河？我们文化的民族？”同样地，妥善保护、科学治理黄河、长江，也不是黄万里“个人的事”，然而他不仅承担了，还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应该为黄万里、郑云峰这样的“英雄”高唱赞歌，为一切感动我们的人物送上一份敬意，而不应该是朝着英雄哀伤的背影唏嘘不已、心痛不已。
应该和现实仍有着较大的差距，但“应该”的社会值得等待、期待。不是吗？
二、“谁来定义英雄”
说到英雄，自然引来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堪称英雄？英雄的标准是什么？谁来定义？
中青报首席记者林衍所著的《失落年代》的开篇文章就是《谁来定义英雄》。中青报记者的文章大多都是“有态度”的，更何况是“首席记者”呢。这篇文章写了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人物蒋庆泉的故事。“王成”最初的原型便是“在朝鲜战场第一个喊出‘向我开炮’的步话机员蒋庆泉。”然而，本该成为英雄的蒋庆泉却被埋没了半个多世纪，不仅是被埋没，蒋庆泉在半个多世纪中都是在屈辱、不安、惶恐中度过的。为什么会这样？
简单概述一下林衍文章的内容。在当年的朝鲜战场上，有两个步话机员都是在惨烈战斗的最后时刻，对着话筒，向自己的首长频频呼叫“向我开炮”！蒋庆泉在先，另一个名叫于树昌的战士在后。所不同的是，蒋庆泉被俘，于树昌阵亡。必须说明的是，蒋庆泉也是打算阵亡的，他的被俘不是“束手就擒”，而是真的“被”俘虏了。对这一切了如指掌的是当年的战地记者洪炉。洪炉先是采访到了蒋庆泉的事迹，写出了战地通讯《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三个月后，在另一场战役中，洪炉又采访到了于树昌的事迹。于是，“洪炉将两位战士的相近事迹融合在一起，写出了《向我开炮》一文。”后来的编剧毛峰和导演武兆堤就是在这篇报道的基础上“塑造出了经典的人物形象王成”。
话再说回来。蒋庆泉的英雄事迹引起了部队的高度重视，准备大力宣传并为蒋庆泉报功。然而就在这时，在板门店协议交换战俘时，“我军被俘人员名单中出现了蒋庆泉的名字”。“按照规定，凡被俘者不予宣传”。
这里必须插上一段花絮。曾经担任过美国内华达洲州长的迈克.奥卡拉汉是一位残疾人，只有一条腿。他的残疾是在朝鲜战场上落下的。奥卡拉汉回忆说，1953年在三八线附近，他带领100多个美国士兵攻上了中国军队的阵地，发现只有一个小兵还活着，也没有武器。“按照战争的规则”，奥卡拉汉让大家不要打死他。围拢到跟前时，他们却发现这个中国士兵拿着步话机在喊。美军不知道他在喊什么。然后炮弹就过来了，这个中国士兵和几乎全部美国兵被炸死在阵地上。最后只有3个美国人幸存下来，奥卡拉汉就是其中一个。后来得知，这个中国小兵就是阵亡的于树昌。
再说蒋庆泉的故事。蒋庆泉在呼喊完“向我开炮”后，步话机被击毁，已经负伤的他想找枪自杀。一枚瓦斯弹打入碉堡，他晕了过去。他醒来时已经躺在装运俘虏的卡车里了。还有一个细节是，就在蒋庆泉呼叫“向我开炮”的时候，我方炮兵的弹药供给出现了问题。可以推定的是，如果不是这个原因，蒋庆泉和于树昌会以同样的方式“阵亡”。蒋庆泉从“恨不死在战场上”到昏迷后成了俘虏，他就不是英雄了吗？他就该屈辱地度过一生吗？事实是：于树昌成为了英雄，当之无愧的英雄；蒋庆泉成为了俘虏，命运从此改写。
志愿军归国战俘有6000多人，这6000多人被关闭在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每天的生活就是“认罪和检讨”。最终对蒋庆泉的处理是保留党籍、党内处分。1981年，组织上来人宣布取消他的党内处分，同时民政局每个月开发发给蒋庆泉4元的津贴。
战争把蒋庆泉的大半辈子打没了。但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忘记他，这个人就是洪炉。洪炉一直在尝试着寻找蒋庆泉，也一直为蒋庆泉的事鸣不平。由于部队资料有限，没有找到线索。于是，洪炉曾在多个媒体上发表了关于“寻找王成”的文章。经过多年迂回曲折，2010年，洪炉终于找到了蒋庆泉。在蒋家，两位80多岁的老人长谈了近10个小时。
找到了蒋庆泉，洪炉的心事并未了。他要帮助蒋庆泉从心理的重负下走出来。在洪炉以及当年蒋庆泉的战友的努力下，多家媒体跟踪报道了此事。但蒋庆泉的生活处境依然没有改变，“他仍然要和老伴儿推着三轮车上集卖鞋垫，仍然抽着1块钱一包的大丰收牌香烟，仍然要照料院内外种下的小葱和韭菜。”
三、英雄与战争，战争与战争文化
话题说到这儿，显然意犹未尽。然而未尽之事何止一桩？古今中外对待战俘的态度各有不同，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进而言之，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期，对待不同国家的战俘也是有区别的。特意在网上搜了有关战俘的材料，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啊！西方国家推崇的“战俘也是英雄”的理念“看上去很美”，甚至具有普世价值。但有人分析说，只有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一方才会对自己的士兵灌输“当抵抗毫无意义时，保全生命是最重要的”思想，同时，这种思想也有利于瓦解敌对方的战斗力：你看，我们最在乎的人的生命，生命高于一切！相反，对于处于劣势的国家或民族而言，却可能产生另一种战争文化：“不成功，便成仁”、“人在阵地在”、“士可杀而不可辱”、“死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等等。若是这些国家或民族对军队强调“人的生命高于一切”，那就等于不战自败了。这个观点似乎也不无道理。但即使是从这个道理出发，如何对待俘虏问题也是值得从更宽广的文化角度考量的。否则，蒋庆泉的悲剧依然会重新上演。而有这样的悲剧存在，不仅让人觉得心寒，对将士的心理和士气恐怕也不是没有负面影响的。
战争催生了战争文化，孕育了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强化了一致对外的国家意识，国难兴邦的道理也一次次被包括战争在内的灾难所验证。爱好和平是人们美好善良的愿望，但人类这一物种发展进化的不成熟、不理智、不均衡等特性决定了战争的必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又是换取和平、铸剑为犁的唯一途径。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战争是罪恶的，但具体到某一个战争该打不该打？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了。
所有参战者都称自己“师出有名”，是“正义之师”。谁来为之评判真伪呢？
联合国大厦前有一座反战雕塑，其造型是给枪管打上了结。联合国这样的机构采用这样的雕塑无疑是符合其“身份”的。然而看看当今世界仍有一些国家、一些地区、一些“组织”枪声不断，枪管打得发烫，再回过头来端详这个雕塑，就不免有些讽刺意味在其中了。
是耐心等待人类的进化和成熟，还是铸犁为剑，用战争叠加的方式寻求和平？哪个方案更靠谱？
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