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做校长时有一个“四块糖”的故事。一天，他在校园看到一名男生想用砖头砸另一个同学，于是及时制止，同时令这个学生放学后去自己的办公室。在外了解情况并办完事情后，回到校长办公室的陶行知发现那名男生正在等他，便掏出第一颗糖递给他：“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很准时，比我先到了。”接着又掏出第二颗糖：“这也是奖励你的，我不让你打人，你立刻就住手，说明你很尊重我。”该男生将信将疑地接过糖。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据了解，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有正义感。”这时那名男生已经泣不成声了：“校长，我错了。不管怎么说，我用砖头打人是不对的。”陶校长这时掏出第四颗糖：“你已经认错，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
有的老师就评论：陶行知先生为什么不让这个打同学的学生立即到校长室，而是等到放学之后？其实，陶行知这么做是给调查事情来龙去脉，思考如何处理以及如何与学生对话留出空间。这个故事在老师与校长中重复了无数遍。那么，为什么我们遇到此类事情的时候，不能遇事先冷处理一下，给教育留出对话空间？不能讲道理，而不是简单地训斥？
我父亲在当小学校长时，有一个特别调皮的孩子，喜欢恶作剧，老师们都说这孩子没救，不能教了。有一天放学的时候，接孩子的家长们一阵惊呼，原来这孩子往茶桶前的杯子里尿尿。这事惊动了我父亲，他来到现场，看到孩子害怕极了，就当着家长们的面把这杯含有尿液的茶水喝了下去。然后，宣布说，这不是尿，而是茶水。当时，那个孩子惊呆了，也感动极了。父亲的举动平息了事态，也争取到了教育这孩子的机会。随后他和这孩子交谈，孩子承认了错误．从此有了很大的改变。
是不是非要喝下这杯尿不可？这个问题我们姑且不讨论，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孩子犯错，往往也是胆战心惊，这时候用严厉的手段不一定见效，而是留出沟通的空间，事后采取必要的沟通举措，才会形成有效的教育。
我在几年前也遇到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女儿打电话来，说她已经要崩溃了，让我到学校去接孩子。原来是老师打电话给我女儿，说孩子（那时候才四年级）不愿意上学了。
到学校之后，看到外孙就站在办公室门口，老师在办公室内。老师说一上课他就哭闹，扰乱教室秩序。我也没有多说话，领着孩子就回家了。然后，就去见心理医生，这次谈话有两个多小时，并做了眼球扫描和脑CT。“这是一个太乖的孩子，不带玩具，不带零食到学校，口袋里也没有零钱，与周围的孩子不合群，于是与同学没有交流。没有朋友就会感到孤独，总是觉得学校没有家里好，加上是个男孩，泪点比较低，老师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因此造成孩子不愿意上学了。”心理医生说，“现在还没有形成抑郁，适度调整就会慢慢好的。这是一个不错的孩子，他喜欢科学，一讲到科学就兴奋。”
回家之后，我没有立即让孩子回学校上学，而是让他留在我家。我们祖孙俩交流了三天，然后他的父母又和老师做了沟通。老师在沟通过程中发现自己也有过错，对孩子的心理需求了解得太少。
回到学校上学后，老师表扬他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希望大家多和他交朋友。女儿每天也给他5元钱，让他花。外孙也学会把自己的玩具带到学校与同学分享。有一次，一个同学上课玩玩具，让老师没收了，老师知道是我外孙的，并没有网开一面，还给孩子，而是在课堂上说，玩具可以带，但上课时一定不能玩。
后来老师对我女儿说：“有些孩子会带些小玩具到学校，不让带真做不到，从一年级起就有，但现在没有人在课堂上玩玩具。”老师自己的感受是，教育要讲究方法，讲究时机，需要多沟通。
这些都是常识，做老师的万万不能感情用事。师道尊严体现的是教师对教育整个过程的可把握程度，而不是体现在处理一件件事情上的“淫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