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学术框架里并无美学这样一个学科。自19世纪后期从西方引入美学学科后，中国美学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逆向回溯的过程，即要按照美学学科的性质和学术观念，从中国古代浩瀚的文化典籍中搜寻相关材料做为学科支撑。这些材料，或以资料选编的形式呈现，或以美学史的姿态出现。美学史的研究必然会因个人兴趣爱好及美学观念的差异，而呈现出明显的个人色彩，使其难以成为众人共识的成果。相比之下，资料的整理就成为更基础性的、也更需要耗费精力的工作。只有资料齐备，才有可能描绘出更为完整的中国美学史地图。
在这方面，《中国美学史文献选辑》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这套选辑至少体现了三方面的特点:
第一，既注重美学现象、各艺术门类的创作与欣赏等相对直观层面的材料，也吸纳进来哲学观念、宗教信仰、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方面的此前较少受到关注的材料。此前，已经有三种有影响的中国美学资料选辑：北京大学美学教研室编选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下册，1980-1981)，胡经之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丛编》(上中下三册，1988)，叶朗主编的《中国历代美学文库》(19卷，2003)。这些选本，固然在当时对美学研究和美学学科发展形成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受到学术同仁的认可。但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它们或带有时代的烙印而有所局限，或偏重于艺术创作与鉴赏的资料而未能展示全貌，或流于资料的堆砌而显得芜杂，都显现出与当前美学学科研究进展的不相适应。尤其是《中国历代美学文库》，搜罗不可谓不广，但其中所列材料在哪些方面体现了美学的什么特点，反映了什么美学规律，并未有明确的提示。这实际上涉及到对美学研究对象的划定。如所周知，西方美学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分别是哲学美学、艺术美学、心理学美学。虽然中国美学在文化背景等诸多方面呈现出与西方美学的不同，但以上三个方面，在中国美学中还是可以找到相应的理论资源，且这种资源相当丰富。就哲学美学层面来说，中国没有形成柏拉图式的刨根问底的追问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美学没有体现出哲学层面的思考。事实上，《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从《左传》《国语》《老子》《周易》《礼记》《庄子》等典籍中选取了一些片断，有些并非是具体的美学论述，而只涉及审美观念与审美态度，尤其是先秦美学与伦理学有紧密的联系，更使得早期的美学理论显得并不那么纯粹。但到魏晋之后的阶段，《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就很少再从哲学典籍中选取资料。这说明，此前的选取并非是有明确意识，要把哲学、政治、礼仪等纳入进来，实在是因为先秦并没有专门化的美学与艺术理论的著作，而这一段又不能付之阙如，所以才会有少量的选取。而《选辑》则表现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主编在序言中即明确指出本书要体现出“中国型的哲学和宗教思想是如何关联到美学思想并与之进行互动的”“中国型的制度文化是如何关联到美学思想并与之进行互动的”。有了这种理论自觉，该书加强了在哲学、制度文化方面的选取力度。列举几例：增加了《周礼》中的“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礼记》中的“月令”“礼运”“礼器”等部分。更在两汉卷增加了第二编“朝廷-制度-天下美学”、第四编“哲学-宗教美学”。其后的各卷也都大致按这样的体例，或将“哲学-宗教美学”与“制度-天下美学”合为一编，或分而述之。这样的处理，是因为在中国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官方文化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或者说，儒家、道家、佛家文化都处在与官方文化的相对位置，都要在或近或离的姿态中显现自己的立场。美学亦是如此。
第二，在“文艺美学”的统称下尽可能多的涵盖了各门类艺术的资料。西方自18世纪中期由查理斯·巴托开始形成了统一的艺术观念。而中国古代的各门艺术则有明显的高低之别。文学(尤以诗文为重)、音乐、书法是居于较高地位的门类，而建筑、园林、戏曲等艺术所处的地位较低。在现代美学体系中，各类艺术应该处于平等的地位。这样就给艺术美学资料的编选提出了一个要求，即要对各艺术门类平等对待。从理论上给予平等并不难，而在落实到具体的资料编选时仍会面临很大的困难，这就要引入各方面的专家来共同参与，从而避免门类的差异、个人的视野限制所带来的不平等。很多有编选美学资料想法的学者，都会面临这一困境。早在1983年，江苏省美学学会即想编选一套《中国美学史资料类编》，计划分成哲学、文学、戏剧、绘画、书法、音乐、建筑等多卷出版。后来仅见到有吴调公主编的“文学美学卷”和侯镜昶主编的“书法美学卷”问世。这两本也都发行量不大，没产生多大的影响，朱立元主编的《美学大辞典》附录中的“美学大事记”，也没有提到此事。相信类似的情况也还不少，这亦足见资料编选之难。而该书关注到了各个时代的重要艺术门类，《宋辽金元卷》把器物制度、图像美学、文房清玩、饮食养生加进来，引入了关于鼎、尊、彝、爵、舆服、朝服、金石、琴、砚的相关资料。在条目上也比前一阶段增加了乐学美学、声律美学、戏剧美学、字学美学、书学美学等类别。在明代卷的“文艺美学”之下，共列有“文章美学”“诗歌美学”“词曲美学”“小说美学”“书法美学”“绘画美学”“音乐美学”“园林美学”“印刻美学”九种。这既是对宋元明清时期艺术多样性的直观呈现，也能够体现当时的艺术家对艺术规律的深入认识，从而为艺术美学的建构提供宝贵的理论资源。
第三，对北方民族政权统治下的美学亦有较充分的反映。以往的中国美学研究，以汉族的美学观念为中心，对北方民族文化有所忽略，甚至认为他们的文化无多少可取之处。本书则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北方各民族在美学与艺术上的创造。《宋辽金元卷》“诗论”下，收录金代赵秉文的《答李天英书》、王若虚的《滹南诗话》、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等对诗歌创作问题的论述;饮食养生条目下收入回回人忽思慧的《饮膳正要》;在宗教方面则加入了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但相对来说，书中对金元时期北方民族美学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其中选录的资料也还比较单薄。
从总体上来说，该书在美学资料的选取上更为契合当前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既没有因为照顾美学与艺术的多样性而铺列过多，也没有过于偏重主导的艺术形态而缺类。并且，每编之前还加了导读，再具体到下一级条目时，也有导读，指明所选文献呈现了美学的哪些方面的特点，有明确的指向性。选文的取舍，实际上体现了编者对美学研究对象的一种认识。上述三点，实际可概括为“全”。这意味着，对美学的理解不再是西方学界常见的哲学美学、艺术美学、心理学美学的三分状态，而是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美学自身的特点。该书体现的全，是以对“朝廷-制度-天下”美学的重视，突出文化在美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有抓住官方文化这一枢纽，才能把人与宇宙、人与社会、问道修身、艺术追寻乃至生活娱乐等诸多方面结合在一起，绘成有深厚历史感的中国美学地图，形成对中国审美文化的真正把握，也才能够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美学学科。（内蒙古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刘志中）